疯魔化的AI对赌事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脑极体 ，作者：珊瑚 4100元人民币，六个小时，一万双眼睛。

画师小林打开直播，镜头怼着数位板。他要在六个小时内重画一幅已被指控为“AI生成”的作品。

画得出，质疑方赔钱；画不出，他赔钱、道歉、身败名裂。事情的起因是有人在社交平台上连发十页“鉴AI证据”：手的画法不一致、头发笔触变了、光影逻辑对不上。帖主向小林发起“AI对赌”，直播自证，公开审判，对赌费为4100元。

帖子转发过万后，小林的私信被两种声音挤满：“去打他们的脸”和“不敢接就是心里有鬼”。鉴方质疑、画师自证、中间方监管，再加上几千到几万的对赌金就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AI对赌事件。小林的故事并非孤例，自从AI问世以来，这样的争议屡见不鲜，甚至到了绘画圈、文字圈人人自危的程度。

各大社群里，鉴AI教程被置顶转发，从“怎么看手的画法”到“怎么识别AI用词习惯”，一套完整的民间鉴AI体系正在快速成型。但伴随这场全民鉴AI运动而来的是一种逐渐失控的倾向。鉴AI活动逐渐极端化，甚至渐渐演变成一种网络社区的小型猎巫活动。

为什么抵制AI变得逐渐疯魔化？如何理性看待AI创作的边界？2026年的一天，画师小林打开了直播软件。

镜头怼着数位板，屏幕上只有空白画布和跳动的光标。这场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上九点的直播，赌上的不仅是一笔赌金，更是他作为职业画师的全部信誉。事情的起因是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指控小林的作品是AI生成。

帖主列举了十页“证据”：手的画法不一致、头发笔触变了、光影逻辑对不上。帖主向他发起了“AI对赌”：直播重画，画得出，质疑方赔钱；画不出，画师道歉赔钱。直播间里，弹幕像潮水一样涌来。“

心虚了吧”“画不出来了吧”“坐等翻车”……质疑声刷屏而过。画师每停顿一下，就有人解读为“在等AI生成”；每一笔稍有犹豫，就有人截图留存“证据”。六个小时里，小林除了上厕所没离开过座位，从线稿到上色全程被实时“监工”。

最终投票环节，画师和质疑方分别为59:21。结果显示“人类创作”胜出时，小林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小林不是唯一被逼上擂台的人。

在小红书上搜索“AI对赌”，类似的帖子比比皆是。这套“民间审判机制”已经相当成熟：画师（被质疑方）、鉴方（发起质疑的帖主）、中间人（保管对赌金）各司其职。一位名叫自然的中间人坦言，对赌本应是存疑时的一种自证方式，但现实中，它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场公开的围猎。

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人成为一场小型网络暴力的受害者。画师赢了则为鉴方，鉴方赢了则为画师。“如果不接就是默认AI，会有一大堆不明真相的吃瓜网友冲掉你的评论区、私信骚扰你的粉丝，更有甚者会辱骂全家。

如果接了也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一是需要在几千上万人的围观和弹幕中保持正常的绘画水平、不能出错；二是艺术本来就是灵感迸发的一瞬间，后期再复刻也无法一比一还原。”有画师坦言，这样的质疑原本只是商业接稿才有的，但随着鉴方越来越多，任何人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画作，不管是商业化盈利还是个人爱好，都会被抽筋拔骨鉴别。而对于画师来说，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也有鉴方表示，自己才是守护人类创作原创的人，压力颇大。发起鉴别自己要给出对赌金额，如果失败还会面临网暴。而自己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只是为了让画圈保留更多人类作品。

但无论如何，这种鉴别活动已经演变成一种无差别的审视和恐惧，这种恐惧将在接下来的一场更大的群体狂欢中得到彻底的宣泄。今天被架在镜头前的是小林，明天可以是任何一个创作者。小林的故事不过是这场狂欢的序章。

为什么抵制AI会走向疯魔化？AI对赌的参与者和围观者并非一群失去理智的暴民，恰恰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自认为是在“维护原创”“揭露骗子”，有着强烈的道德正当感。然而，正是在这种群体性的道德亢奋中，个体的理性判断被群体情绪所淹没，质疑演变为猎巫，讨论沦为仪式。

要理解这一转变，我们需要借助社会心理学和群体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群体心理的降智效应。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描绘了一幅关于群体心理的经典图景：当个体融入群体，其有意识的人格会迅速消失，而群体的无意识人格则占据主导。群体中的个体“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机械玩偶”，其智力水平急剧下降，思维趋向于简单化和极端化。

平日里能够理性讨论“AI辅助与AI抄袭界限”的个体，一旦进入数百人的围观直播间或者上万点赞的对赌帖，面对不断刷屏的“心虚了吧”“画不出来了吧”“这手明显有问题”等煽动性言论，便迅速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勒庞指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思想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

在AI对赌的情境中，“这幅画是不是AI”这个本应灰度判断的问题，被简化为了骗子与自证的二元对立，任何中间立场都被群体斥为洗地。不过，勒庞的理论更多描述了一种静态的群体结构，它回答了“群体为什么容易变蠢”，却未能充分解释“群体为何偏偏选中这群人作为攻击对象”。要回答后者，我们需要引入更广阔的社会学视角。

那么在鉴AI这个愈发频繁的猎巫活动中，谁在审判，谁被审判？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价值感部分地来源于其所归属的群体。为了维护正面的社会认同，人们倾向于将外群体贬低，从而提升内群体的优越感。

在AI对赌事件中，画圈形成一个鲜明的纯手工创作者内群体，而AI使用者则被构建为外群体。将某人成功揭露为AI使用者，不仅是在行使正义，更是在强化整个内群体的道德边界。“我们这些真正靠手画画的，才是值得尊敬的创作者。”

围观者对AI使用者的羞辱性评论，本质上是内群体通过贬损外群体来确认自身价值的群体行为。人们不仅在揭露骗子，更是在重申我是谁。这个过程产生的情感回报，远比单纯的道德审判更为深厚。

当然，猎巫之所以是猎巫，而非一般的群体排斥，关键在于它需要一个具体的、可被仪式化消灭的“替罪羊”。AI本身是抽象的，无法被直播审判，无法当众“画不出画”。于是群体必须为这种抽象威胁寻找一个肉身化的替罪羊，即某个具体的画师、某幅具体的作品。

AI对赌的直播提供了一种“确凿”的消解途径：某个具体的画师被当众揭穿、被社群放逐，围观者重新确认了“人类创作者的优越性”，认知失调被暂时抚平。但正如所有成瘾机制一样，这种缓解是短暂的。下一个作品出现时，焦虑再次袭来，于是又需要新的对赌、新的猎物、新的仪式。

这就是为什么这场猎巫运动能够持续自我强化，不断制造出新的“嫌疑人”和新的公审现场，仿佛永无止境。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群体心理的狂欢中抽离出来，回归到对赌事件本身的认识论基础时，会发现：即使抛开一切情绪因素，AI鉴定的逻辑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AI对赌之所以走向荒诞，根本原因在于它建立在不可证伪的逻辑之上。

这种不可证伪性，来自AI生成机制与人类判断方式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即使围观者保持最大程度的理性，也无法从一幅画或一篇文章中可靠地推断出“这一定是AI”或“这一定是人”。因为二者在统计层面的边界是模糊的，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从技术角度看，AI绘画模型是通过学习海量图像中像素间的统计分布来生成新图像的，它的“创作”本质是对已有数据模式的高维概率采样。这意味着，一位人类画师如果长期学习某位大神的风格，其笔触、构图方式与AI经过训练后的输出在统计特征上可能高度相似。你看到“手的画法变了”，只能说明画师在不同时期的处理方式有差异，却无法证明这种差异来自AI。

而对赌协议要求的恰恰是从统计学噪声中证明某次具体创作的来源，这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能的。并且，无论是基于“AI腔词汇”的文本鉴定，还是基于“笔触一致性问题”的图像鉴定，目前流行的AI检测方法都陷入了一种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循环论证。当群体预设“这幅画有问题”，你就会去寻找可疑的细节。

而这幅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在概率意义上被解释为“像AI”。研究表明，即使是人类撰写的完全原创的文本，被AI检测器误判为“AI生成”的比例也高达15%—20%。有网友表示，张爱玲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放到那些所谓的AI检测器里，检测率都会超过90%。

而一段网友自己原创的文本第一次输入AI，可能检测率低于30%，同样的文本不经过任何变动反复输入之后，AI检测率或会突然飙升至50%乃至80%。这表明，AI检测文本的方法很大可能是基于这段文本是否来源于它的训练语料库或者接收的文本信息，而非这个文本自身的语法结构和逻辑。

这也就导致了如果你的画风或者文风在前期可以模仿某位大儒，那么被判定为AI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从这个角度看，AI对赌事件的核心矛盾不在于“某幅作品是不是AI”，而在于我们试图用前AI时代的鉴别工具，去应对一个后AI时代的认知问题。当一件作品无法被可靠地归因于人或AI，群体就陷入了一种“疑罪从有”的集体恐慌。

而这种恐慌，恰恰为前文所述的群体猎巫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一种有罪推定的认知框架叠加一群处于道德亢奋中的围观者，几乎必然酿成对个体创作者的毁灭性围剿。疯魔化的AI对赌折射出的是一个转型社会的集体不适。

当旧有的“原创”标准被技术瓦解，新的共识尚未建立，人们便会本能地诉诸最简单粗暴的归因方式——找替罪羊、搞公审、建私刑。这场运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是群体降智效应、社会认同建构、猎巫仪式复归和认知失调缓解等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又陷入了一个不可证伪的命题陷阱，注定无法产出任何有意义的判断。

然而，真正的出路不在于把AI赶出创作圈，也不在于发明更精密的“测AI仪”，而在于以更成熟的公共讨论框架取代猎巫式的群体审判。具体而言，我们亟须在三个层面达成新的社会共识： 法律层面，AI生成内容的独创性如何判定？使用AI辅助创作与纯粹AI生成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当前司法实践中，有案例肯定了“AI文生图”在体现用户智力投入时的作品属性，也有案例对“简单提示词生成”持否定态度。这种个案裁量模式无法覆盖“对赌”所需的确定性标准。需要更精细的法律框架。伦理层面，当AI能做到“术”的极致，人类创作者不可替代的“道”在哪里？

正如有评论者所言，那些源于身体感知的情感、基于社会互动的理解、面对生命有限性的哲思，依然是人类创作最深厚的源泉。与其纠结于“某幅画是不是AI”，不如追问“这幅画有没有打动我”，将评价标准从来源转向价值，或许能从根本上消解对赌的必要性。公共讨论层面，我们如何将猎巫转化为对话？

当下的AI对赌之所以疯狂，是因为围观者的焦虑情绪没有制度化的出口。如果社群能够建立更理性的AI披露规则、更透明的创作过程展示机制（而非羞辱式的直播审判），公众对AI的恐惧就有可能被引导到建设性的轨道上。简言之，猎巫也许能带来暂时的心理安慰，但它并不会带来建设性的一件和讨论。

AI对赌协议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信任的危机。当技术让“眼见为实”不再可靠，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重新审视技术和人的关系，在创作坐标系中重构人的价值，让AI发挥AI的价值、人保有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