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哈特：后霸权时代的全球战争体制与政治想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迈克尔·哈特，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迈克尔·哈特：后霸权时代的全球战争体制与政治想象》 编者按 本文原系迈克尔·哈特在清华大学高研院的演讲，经译者整理成文。

演讲原题“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而哈特针对美国霸权主义进入衰落期，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后霸权权力、全球战争体制。

在他看来，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的软实力机构被系统性摧毁，其全球统治越来越多地依赖暴力、恐惧与直接军事侵略，而非“二战”后那种以“同意”为基础的霸权治理。这种通过战争制造恐惧的权力形态，并非美国力量的彰显，而是其衰弱的征兆，因其缺乏霸权所必需的持久性与稳定性。

最后，文章转向国际主义的可能性，主张超越“阵营主义”的二元逻辑，在民族国家、区域联盟与基层解放运动三个层次上构筑一种非中心化的跨国联结力量。本次推送，除第9期《读书》刊发的整理文字外，也配发学者与哈特对话问答的实录，以丰富读者对其所思所想的认识。今天我想呈现的，不是一套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的完整理论，而是几条相互关联的思路，希望以此打开讨论的空间。

理解美国帝国主义——或者说美国当前的地缘政治处境与对外政策——我想先从内部切入，将内部与外部联系起来。两场危机正在同时发生：一场是美国宪政秩序的危机，另一场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在我看来，这两场危机不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彼此加剧。

这既是一个思想史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着直接的政治后果。一、宪法崇拜与帝国扩张 美国宪政秩序当前的深重混乱，想必从新闻中已为人们所熟知。国会、司法机构、总统职位与选举制度的功能失调有目共睹，公众对宪政秩序本身的信心已受到严重侵蚀。

我提及这些并非主张捍卫宪法。实际上，美国宪政秩序的基本结构是反民主的。选举人团、参议院的议席分配、法官的终身任命、无处不在的选区操控、几乎无法逾越的修宪程序——这套设计从一开始就限制而非促进了平等代表。

对宪法“反民主”的批评，至少从二十世纪初起，就是激进学者与政治活动者反复讨论的主题。尽管如此，美国宪法却出奇地难以撼动。阻碍变革的原因之一，是一种跨越党派的宪法崇拜。

人们普遍相信，《独立宣言》许诺的普世平等，已由宪法的制度安排兑现。这种信念制造了一道屏障：宪法中那些反民主的条款被解释为终将自我修正的历史瑕疵，宪法的“本质”永远指向平等。

《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1817—1818年，描绘了1776年6月28日托马斯·杰斐逊与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谢尔曼、罗伯特·利文斯顿组成的“五人委员会”，向第二届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提交《独立宣言》草案的场景（来源：aoc.gov） 但这种崇拜并非美国的历史常态。

在整个十九世纪，宪法及其起草者并未被奉若神明，这部文件被普遍视为务实的政治妥协，而非国家认同的象征。法学教授阿齐兹·拉纳（Aziz Rana）在近著《宪法的羁绊》（The Constitutional Bind）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论断：宪法的神圣化，恰好与美国首次将帝国主义触角伸向北美洲以外同步发生，二者是相互强化的历史进程。

宪法被认为本质上保障了平等，不仅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施展权力提供了正当性，更使其成为历史必然。拉纳指出：“对宪法的崇拜，构成了现代美国帝国想象的伦理核心。”这一结构在国内同样得到印证：对宪法的颂扬，与劳工运动遭到暴力镇压、“吉姆·克劳”（Jim Crow）种族等级制度的延续相互共谋——这些不但未被视为对宪法的违背，反而获得了宪法崇拜的意识形态掩护。

美国宪政秩序被赞颂为平等的根基，使种族支配得以延续与重组。美国以“全球自由守护者”自居，则使其海外帝国主义行动获得了道德正当性。将拉纳的论断与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的二十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和《亚当·斯密在北京》（Adam Smith in Beijing）对读，可得到进一步印证。

阿瑞吉聚焦霸权国家的经济轨迹，认为其上升期的特征是对商品生产的货币投入（M→C）；拉纳则揭示了上升期霸权的另一面：法律与制度结构的巩固及其不断被神圣化的过程。换言之，霸权上升阶段，经济扩张与制度巩固彼此对应。一旦霸权越过顶点开始衰落——对美国而言，转折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个过程便同时逆转。

在阿瑞吉的分析中，衰落意味着商品生产投资让位于金融资本统治（C→M）；在拉纳的叙事中，法律与制度秩序遭遇相似命运，宪法崇拜消退，衰落霸权日益深陷制度失序。《汽油长龙》（Gasoline Lines），沃伦·K·莱弗勒（Warren K.Leffler），1979年6月15日，展现了汽车在美国加油站前排起长队等待汽油的场景。

20世纪70年代两次能源冲击、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使战后美国持续增长和低成本能源供应的社会经验面临挑战（来源：loc.gov） 这一宏观历史弧线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当前美国的政治与制度混乱。

既然宪政秩序的稳定与美国霸权的上升深度交织，二者在同一时期的瓦解就并不令人意外：宪政秩序的崩塌与美国全球霸权——包括由美国支撑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解体，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相互关联的侧面。不过，对美国宪法的崇拜，就像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一样，今天仍在一种“僵尸阶段”中延续：它或许仍在运转，仍被不断召唤，但其基础已越来越薄弱，其权威也日益空洞。

二、美国帝国主义与后霸权时代 今日美国已彻底化身为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近乎讽刺漫画。特朗普关于吞并领土和其他国家的种种发言，都完全符合这一形象。

二〇二六年一月绑架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将委内瑞拉政府纳入美国直接管控及二〇二五年六月美以联合轰炸伊朗的所谓“十二天战争”，以及此后持续至今的军事行动——这些甚至不需要政治分析来揭示其帝国主义本质，特朗普自己已明白说出，他要的是别国的石油。

“十二天战争”中，以色列空袭伊朗IRIB电视台演播室（来源：wikipedia.org） 然而，当前的美国帝国主义与二十世纪后半叶霸权时代的美国帝国主义有着很大不同。此处所说的“霸权”（hegemony）特指同意（consent）优先于强制和暴力的统治形式。

这并非低估二十世纪美国帝国主义的暴力和残酷——越战、政变、定点暗杀、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都是暴力的体现——但在这些强制力量之外，确实存在相当程度的“同意”空间：自由、民主、人权、经济繁荣、法治公正，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允诺，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软实力话语基础设施。

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神秘化：美国的霸权实际上破坏了各地的民主运动，只在符合自身利益时才诉诸国际法，几代学者与活动家早已充分揭示了这一点。但这不能抵消这些“软实力”话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一个今天常常被提起的判断：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落，是否会伴随着中国取而代之的崛起。

问题并不仅在于中国是否能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种富有生产力的经济模式；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是否能够通过一套意识形态与制度基础设施，制造出某种“同意”并承诺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议题。

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中国三方南南合作研讨会（Trilateral South-South Cooperation:Ethiopia-Sri Lanka-China）现场合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摄，2019年。

三国有关方面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就沼气、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合作进行探讨，由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中国与UNDP共同参与（来源：undp.org） 就美国而言，更值得追问的是后霸权时代的帝国主义形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初的几个月里，软实力机构遭到系统性摧毁：国际开发署、美国之音及其他意识形态信息机构被迅速裁撤。

与此同时，关于捍卫民主、倡导人权、保护自由的话语，也被彻底抛弃。随着霸权基础的瓦解，一种“后霸权”权力的轮廓正在浮现：美国越来越多地依靠暴力与恐惧来行使权力。除军事行动——炸弹、定点刺杀、绑架——之外，美国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多地以勒索和暴力威胁为手段。“

贸易战”这个说法中的“战争”曾是一个隐喻，如今隐喻正在成为字面现实。在美国国内，国家权力也被越来越多地用来对付政治敌人，军事与准军事力量被用来对付移民及其支持者。这就是我所称的“后霸权”权力。

这里绝非颂扬美国二十世纪行使的霸权统治，而旨在指出一个事实：美国霸权曾是一种相对稳定、持久的统治形式，这正是霸权的特征。因此，我想强调当前这种后霸权形态的脆弱性与不可持续性。这种依赖恐惧与暴力的支配模式，在我看来，是美国衰弱的征兆，尽管这种衰弱正以最大限度的火力和最大的破坏性呈现自身。

三、全球战争体制 近一年来，桑德罗·梅扎德拉（Sandro Mezzadra）与我一直试图用“全球战争体制”（global war regime）来把握当前所处的历史情势。

我们所指的并非仅是乌克兰、加沙、伊朗等地的公开军事冲突，而更主要的是：战争的逻辑与心态已渗入并日益主导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制造出一种弥漫性的“战争氛围”——类似法农（Frantz Fanon）所描述的殖民社会中的暴力氛围。传统的霸权机制与同意制造，正被强制、威胁、勒索与恐惧取代。在这一全球战争体制中，治理、军事管理与资本主义结构紧密交织。

战争体制首先体现在经济生活的军事化：公共开支越来越多地向军备倾斜，人工智能的惊人进展——从无人机到数据处理——很大程度上受军事利益驱动，物流与基础设施也在适应武装冲突的需要。经济与军事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在某些部门已难以区分。其次是社会层面对权威的服从。

女性主义对军事化的批判早已指出，军事逻辑会渗入所有社会关系并被赋予特权地位，仿佛它是解决一切社会冲突的优先方案。社会生活中被援引的各种“战争”——针对移民的战争、文化战争、捍卫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战争——也越来越像真实的战争：不仅动用军事武器，更遵循军事逻辑。此处可以引入几个理论参照来进一步理解“战争体制”。

一是七十年代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等法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克劳塞维茨原则的倒置”。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名言是“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而这些法国思想家将这一公式颠倒——政治是战争以其他手段的延续——以指出政治生活正越来越多地被战争逻辑所主导。另一理论参照来自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论断：经济生活中我们遭遇的是竞争者，政治中我们面对的是敌人。

由此或许可以说，不只是政治领域，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施米特化”。这也许可以成为一条路径，用来思考“法西斯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仍是理解当代世界的有效概念。另一条理解战争体制的路径，始于一个悖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队是全球最先进的武装力量，却输掉了所有战争——从越南到阿富汗、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

为何如此强大的战争机器一再失败？这里可以援引福柯关于监狱永恒失败的分析。福柯指出，惩教体系自诞生之初便反复做出与其宣称目标相反的事：增加累犯率，将罪犯变成惯犯。“

也许，”他写道，“应该把问题倒转过来，问问监狱的失败究竟服务于什么……也许应该看看惩罚机构表面的犬儒主义背后隐藏着什么。”同样，我们也应倒转问题，追问战争机器的失败究竟服务于什么目的。当我们如此追问，浮现出来的不是某个幕后密谋的阴谋集团，而是福柯意义上的一种治理工程。

这种军事化治理结构的维系，由民族国家、超国家机构与各竞争资本部门共同引导，它们有时结盟，有时冲突。四、在两种时间性中思考 为理解当代美国帝国主义与当前时代格局，我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假说。其一，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落与美国国内霸权实践的衰落同步发生，指向一种更广泛的“后霸权”秩序。

其二，全球战争体制的形成，揭示了政治统治越来越倚重暴力与恐惧而非同意的根本趋势。这里有必要稍作停顿，讨论一下中国究竟是否构成我所描述的这一全球趋势的例外。中国令人钦佩地拒绝被卷入乌克兰、巴勒斯坦、伊朗的战争，这与战争体制的图景似乎不符——尽管军事武器生产与安全监控的扩张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关于“后霸权”的论断，也有人可能会把中国视为一个例外。要检验这一论断，就必须探究：以经济发展、物流基础设施为基础能否真正建立起全球意义上的霸权？这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处留作讨论。

《永不再战》（Never Again War/Nie wieder Krieg），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绘，1924年（来源：nga.gov） 我之所以聚焦于“霸权”这一概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凸显了当下正在兴起的权力形态的脆弱性。

美国近年来的帝国主义表现——军事侵略、兼并外国领土的威胁、咄咄逼人的贸易战等等——并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虚弱的征兆。在此，我想着重强调：当前主导美国国内外权力运作的方式，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战争体制，是一种建立在武力与恐惧之上的权力形式。

这种权力形式是脆弱且难以持久的，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以及此后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教给了我们这一道理。正因为它缺乏持久性，我们才需要对一种超越这一权力形式的趋势做出理论化说明。因此，我们必须在两种时间性中同时思考：既要正面应对当下的灾难，又要同时聚焦于历史趋势与即将到来的政治挑战。

即便我们知道，当前美国的帝国主义终将失败，它们仍然正在制造并且将继续制造巨大的苦难与毁灭。对伊朗、加沙或乌克兰的侵略，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加以反对；与此同时，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当下战争体制的政治想象，同样不可或缺。五、国际主义的可能 在反对全球战争体制的斗争中，呼吁停火、武器禁运、人道主义援助是必要的，但当下时刻同样迫切需要一种连贯的国际主义政治。

今天不可能去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即一个对全球斗争进行集中协调和发号施令的中心机构。我们应当设想的，是一种多层次的国际主义力量结构，它必须足够宽广，能够把进步国家与解放运动共同纳入其中。《共产主义第三国际万岁！》（

Long Live 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绘，1920年。

作品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制作，以工人举起巨大红旗、其他劳动者共同加入的方式表现共产国际所倡导的跨国工人联合；画面下方使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多种语言重复共产国际口号（来源：fryemuseum.org） 国际主义至少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展开。其一，是进步民族国家之间的团结。这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所理解的国际主义的主要形式。

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国际主义项目，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万隆时刻，都提供了进步民族国家联盟的历史经验。其二，是以地区为基础的非民族国际主义传统，包括泛非主义、泛亚主义，以及某些马克思主义项目。其三，则由各种解放运动之间的跨国联结构成。

这三个层次都有若干值得关注的当代例证，尽管力量相对微弱。过去二十五年间，拉丁美洲的进步国家持续尝试构建政治与经济联盟。我也对一些朋友提出的设想抱有兴趣：中国是否可能在全球南方的某种国际主义中扮演关键角色？

回望二十年前，尽管存在种种局限，世界社会论坛（Social Forum）进程仍激发了对运动国际协调之潜力的想象。更接近当下的，是“少一个也不行”（Ni Una Menos）这一鼓舞人心的女权主义运动——它起源于反对性别暴力，同时回应劳工、原住民、酷儿等诸多议题，并扩展至整个拉丁美洲乃至西班牙、意大利、波兰。

该运动的重心在阿根廷，但在当前政府的压制下已遭受严重打击。“少一个也不行”与伊朗的“女性、生命、自由”（Woman,Life,Freedom）运动之间存在某些呼应，后者本身又与库尔德解放斗争相连。此外，全球各地反对以色列对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抗议运动，或许是当今运动国际主义最活跃、最可见的表现。

但所有这些运动，也都面临着严酷的镇压。解放性国际主义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是“阵营主义”（campism），即将政治地形简化为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并往往认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一些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人因此不加批判地颂扬所有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力量，包括伊朗及其地区盟友。

这种冲动在当前情势下可以理解，但阵营主义的二元逻辑终将导致认同压迫性力量，从而瓦解解放的可能。简言之，反对“战争体制”的斗争，不能仅着眼于中断当前这场战争，更须聚焦在社会转型与解放的长远斗争上。因此，国际主义必须从底层生长，地方与区域性的解放项目要在肩并肩斗争的过程中寻找连接路径。

它应致力于创造一种解放的语言，一台持续运转的“翻译机器”，把异质的语境与主体性连接起来，使这种语言能够在不同语境中被辨认、被回应，并被进一步展开。此外，新的国际主义不应预设，也不应追求任何全球性的同质化，而应当把差异极大的地方经验、区域经验与社会结构编织在一起。

在全球体系碎片化、资本积累战略空间断裂、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相互缠绕的当下，需要一种国际主义战略，才能重新塑造世界。翻译整理：米奥兰、巫伦恪（Grega Ulen） （本文是迈克尔·哈特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所做讲座实录，发表时对部分内容做了删节与整理）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