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报名仅20人接种，免费的HPV疫苗为何推动难？
HPV疫苗接种与否不构成入学前置条件。
免费的HPV疫苗为何遭遇“接种冷”？该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已满一年，但据受访学者小规模调研，一些地方疾控反馈，面向年满13周岁及以上适龄女孩的接种率仍不足50%。
地方统计通常不区分免费苗或自费苗，统计口径同时涵盖二价HPV和九价HPV疫苗，这意味着即便叠加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数据，部分地区适龄人群覆盖率依然偏低。相比之下，传统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儿童疫苗覆盖率普遍超过90%。国家疾控局近期多次重申强调，HPV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
但在业界看来，HPV疫苗接种的重要一环——学校的作用仍未充分显现，这或许可以成为当前突破瓶颈的一个重要抓手。而从更根本来看，低接种率背后是中国预防接种的逻辑转换：儿童疫苗靠“被动强制”推到九成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疫苗则要走向“主动自觉”。
接下来的难题是：怎样提升学校参与意愿，又避免将接种率简单转化为学校或班级的刚性考核指标；怎样在监护人知情同意之外，把青春期女孩自身的意愿也真正纳入沟通。接种率爬坡艰难背后 “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不久，各地接种工作尚在推进中。根据我们团队的小规模调研以及与多地疾控专家的访谈，不少地区接种率仍不足50%。”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负责人汤胜蓝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这背后，核心症结在于HPV疫苗难以像传统儿童疫苗那样形成“强制闭环”。汤胜蓝提到，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卫生系统有接种率目标和推进要求，也会逐级落实到地方疾控和接种单位。
一些地方会根据接种进度持续监测、通报，接种率较低时也会进一步推动查漏补种。但至于是否作为地市或区县疾控的“硬性绩效考核指标”、目标值设定多少，汤胜蓝调研中发现，各地做法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与此同时，无论是从免疫规划内疫苗保供的角度，还是从HPV疫苗市场竞争的角度，“人等苗”早已成为过去式。
近一个多月以来，黑龙江、北京等多地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相继发文，HPV疫苗当前库存充足，“二价、九价均有现货，无须预约排队，随到随打！”。但终端需求却不温不火。“即便是过去，争相接种HPV疫苗的也多是成人女性，中小学生群体接种率一直不高。不是不知道必要性，而是优先级不高。”
有疾控人士坦言，父母在青少年接种决策中起关键作用。中小学生群体接种率长期偏低，核心在于家长的优先级排序与风险“零容忍”心态。前述疾控人士提及的家长担忧，往往伴随着一些一些误解，如认为“打疫苗会影响发育” “导致月经紊乱”。
但事实上，HPV疫苗是安全程度较高的苗种之一，其属于重组蛋白疫苗，只含有病毒外壳的蛋白质颗粒，不含病毒DNA，不含激素，全球数亿剂次的接种实践表明，没有证据显示接种HPV疫苗会影响生长发育、干扰内分泌系统。目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国产二价疫苗，针对HPV16/18型的防护可阻断至少70%的宫颈癌，其安全有效性已在十余国儿童中落地。
至于优先级别不高，多源于部分家长的“宫颈癌是成人病”的认知。然而，虽然宫颈癌发病率在20岁之前处于较低水平，至50—54岁年龄组达高峰，但预防窗口需在初次性行为前开启。研究显示，9—14岁女孩接种后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保护期超10年。
也正因如此，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各国免费接种计划普遍将11—13岁女孩列为核心目标人群。至于二价与九价、国产与进口的具体选择，虽从公共卫生统计口径看均计入接种覆盖率，但摇摆的过程，客观上放大了家长的决策成本与观望情绪。
一篇今年8月发表在《中国公共卫生》上的研究也显示，研究人员对苏州市相城区1276名9～14岁中小学生家长开展调查，根据调研结果，64.42%的家长愿意为女儿接种HPV疫苗，处于国内相关研究报告中的中等水平（56.6%～87.6%)，但实际接种率仅有14.73%。为提升覆盖率，今年9月开学季，山西大同等地将预防接种证查验范围扩充至HPV疫苗。
但国家疾控局释义称，查验旨在“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补种漏种疫苗，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也就是说，对于接种和补种工作，决定权仍在家长。该局也明确，是否完成HPV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这种“软约束”让HPV疫苗接种率的爬坡较为艰难。汤胜蓝团队近日发布的《以HPV疫苗为契机，构建我国学校疫苗接种模式：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中提及了一个典型案例：在中西部某城市开展的一次学校接种实践中，项目在3所学校实施，虽共有100余名学生报名，实际每所学校仅有5—7名学生完成接种，即总接种人数仅20人左右。
但为保障现场接种和安全管理，每所学校仍需按照既定要求配置二十余人的工作团队和相应设备，导致人员和设备投入与实际接种人数明显不匹配。可及可负担之后，撬动HPV疫苗接种的“扳机”何在？当供给端“随到随打”成为常态，HPV疫苗接种率的提升逻辑已从“解决可及性”转向“优化服务链”。
9月开学季至中秋、国庆假期前，北京等多地再次提出优化服务，要求社区预防接种门口开设周末专场、假期专场集中接种；上海则进一步将九价HPV疫苗纳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畴，以降低家庭决策门槛。然而，在业界看来，对比已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其他国家，中国在校园接种的落地与家庭动员方面仍有明显短板。
为此，一些地区开始探索“母女联合接种”策略，将成年女性纳入HPV疫苗免费或补贴接种范围，试图通过提高母亲的接种率来带动女儿的接种意愿；部分地区的妇幼保健院和“大三甲”的妇科宫颈专科门诊也开始介入，为家庭提供循证决策支持。但无论是医院门诊还是社区卫生机构，均无法直接触达大规模的学生群体。这意味着，校园接种是绕不开的核心场景。
目前，山东淄博、威海部分区县尝试在学校设置临时接种点，由专业接种人员入校提供集中接种服务；重庆约三分之一的区县也已开展HPV疫苗入校接种探索，选择少数学校先行试点。北京近期亦重申提到，开学季提供免费疫苗入校接种服务。适龄女生可根据所在学校安排参加校内集中接种。
但总体而言，部分地区的小规模校内临时接种试点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目前，我国多数地区主要由学生前往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入校接种尚未普遍开展。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验均表明，学校接种能够有效提高和维持疫苗接种覆盖率。
HPV疫苗是学校接种应用最广泛、证据最充分的领域之一。”汤胜蓝说。他举例提到，加拿大学校接种项目的平均接种率达69.6%，远高于社区门诊的18.7%。他还提到，在HP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后，学校接种既是提高接种率的应有之义，也能进一步促进健康公平——对于医疗资源不足地区、低收入家庭以及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差的人群而言，学校往往是最容易接触到的公共服务平台。
在卢旺达，自该国于2011年启动全国HPV疫苗项目以来，将学校作为主要接种渠道，同时结合社区外展服务覆盖失学儿童。项目实施后，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率长期维持在90%以上。常态化校园接种为何推进艰难？
但中国要想常态化开展校园接种，挑战来自多个方面：卫生部门协同不足、家长和学生接种意愿不高、疫苗价型偏好影响接种选择、集中接种风险管理要求较高，以及基层人员和经费保障不足等。有地方疾控人士认为，尽管过去几年，多地在推动流感疫苗进校中已积累了不小经验，但轮到HPV疫苗，疫苗进校的难度却陡增。“
与流感等可能直接影响学生出勤和教学秩序的急性传染病不同，HPV疫苗主要预防远期疾病，其健康收益短期内较难转化为教育系统能够直接感知的收益。”一名疾控专家称。而入校接种人数不足又会推高入校接种的单位服务成本。
与此同时，以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为代表，不少家长选择为孩子接种高价次疫苗，这又平添了几分校园集中接种的执行难度——若只提供免费苗，部分家庭可能自行前往接种门诊；如果允许学生选择其他价型疫苗，则需要提前完成接种意愿和疫苗种类摸底，并根据不同选择准备相应疫苗，现场组织难度明显增加。如何破局？在汤胜蓝看来，首先是强化制度保障。
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学校接种依赖于明确的政策支持和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而非短期行动。尽管考虑到中国国情，HPV疫苗进校需要因地制宜，不能操之过急——只有在达到一定接种规模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学校接种可能更具成本效果。
但鉴于HPV目标人群高度集中于校园，汤胜蓝认为，无论疫苗是否进校，接种率的提升都离不开教育系统的参与，所以健全激励机制和跨部门协同机制，依然迫在眉睫。在激励机制方面，可探索将学校接种相关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或免疫规划项目的经费保障范围。随着预防接种转向主动健康阶段，与儿童接种不同，学生个人意愿也应充分尊重。
汤胜蓝提到，从国际成功经验来看，部分国家还专门建立了青春期学生自主意愿与监护人知情同意之间的处理机制。对于家长未提交同意书、但学生本人希望接种的情况，则由专业免疫人员评估其是否具备自主同意能力。学生接种意愿和家长意见不一致时的判断和沟通责任由专业免疫团队承担。
“HPV疫苗目标人群已进入青春期，学校接种不能简单沿用婴幼儿时期以监护人为唯一沟通对象的免疫服务模式。建议在保障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同时，将青少年本人纳入疫苗健康教育和接种沟通的对象。”汤胜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