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报告推演三种未来情景：加强多边框架可使2050年全球出口增17.9%

WTO总干事伊维拉表示：“数据显示，全球约72%的货物贸易仍是在WTO‘最惠国待遇’原则下进行的。”

当地时间15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提出了全球贸易体制未来的三种情景。一种情景是加强多边框架：与基准情景相比，到205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望增长2.9%，全球出口有望增长17.9%。

该情景设想了一个通过以下方式加强WTO规则的世界：扩大市场开放承诺，建立数字贸易和服务领域的新多边准则，扩大成员规模，以及构建一个既能保持贸易开放又能兼顾安全关切的平衡框架。“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益处，助力构建了一个更加融合且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

WTO总干事伊维拉表示，“数据显示，全球约72%的货物贸易仍是在WTO‘最惠国待遇’原则下进行的；同时，以WTO为主导的贸易合作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缩小了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促进了成员间的和平。”几种可能的情景 在报告提到的第一种加强多边框架的情景下，得益于关税及其他贸易成本的降低，最不发达国家的GDP预计将增长7.7%。

高收入经济体也将获得巨大的绝对收益，预计GDP将增加约1.7万亿美元（按2023年价格计算），这主要体现了服务贸易成本降低所带来的红利。

另外两种情景模拟了多边贸易规则遭到削弱的情况：一是“地缘碎片化世界”，即贸易合作围绕地缘政治集团展开，这种情况下GDP和出口分别下降5.1%和18.6%；二是“自由贸易协定（FTA）世界”，即多边合作被FTA网络所取代，GDP和出口分别下降6.9%和26.9%。

报告解释道，这意味着，加强多边合作与多边贸易规则遭到削弱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其机会成本相当于全球实际GDP的5%至10%，具体取决于所处情景。报告提出，多边贸易体制当下面临的许多挑战，恰恰源于其自身取得的成就。在过去八十年里，该体制助力降低了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贸易规模扩大了近50倍，并构建了一个更加开放、融合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

WTO首席经济学家斯泰格（Robert Staiger）在报告发布会现场列举了报告中的五个重要数字。第一：72%。尽管多边贸易体系目前面临种种干扰，但全球约72%的货物贸易仍是在核心的“最惠国待遇”关税条款下进行的，这凸显了该体系持续的韧性。与此同时，两年前这一比例为80%——这表明该体系确实承受着压力。

第二：140%。据估算，加入WTO使成员间的贸易额增加了约140%。如果增幅是100%，意味着成员间的贸易额翻了一番；而140%的增幅则意味着贸易额增长了近1.5倍。第三：45%。1995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约为23%；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升至45%。

第四：55%。自2005年以来，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增长了五倍以上，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总额的约55%。第五：10%。加强多边合作的前景与多边贸易体制遭到侵蚀的前景之间，可能存在相当于全球基准实际GDP10%的差距。“如果正如许多成员所认为的那样，现状已不可持续，那么这一差距便凸显了在改革问题上不作为可能带来的代价。”

他补充强调，“但这只是情景模拟，而非预测。它们展示了在不同形式的合作与碎片化局面下可能面临的利害得失，而不是预言某种特定结果。”四个方向变化 报告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发展变化。

具体而言，首先是经济力量分布格局的变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1995年的23%上升至2024年的45%。“然而，这也改变了谈判格局。

许多WTO承诺所反映的仍是成员间市场力量分布截然不同时期的谈判结果。这引发了关于互惠与最惠国待遇、权利与义务以及发展灵活性的棘手问题。”斯泰格表示，报告强调“特殊与差别待遇”依然至关重要。

第二个动向是政府干预作用的日益增强以及各国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报告称，政府进行干预的理由多种多样，涵盖了从发展和气候政策到技术领先地位、经济韧性及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斯泰格解释道，许多此类干预措施引发了报告中所述的“接口”问题。

WTO并不要求所有成员采用相同的经济模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共同规则框架下实现不同模式的共存，同时确保补贴、国有贸易或其他干预措施不会破坏经谈判达成的市场准入承诺。“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早在WTO成立之前便已存在；尽管当今问题的规模可能前所未有，但报告指出，关贸总协定（GATT）历史上的实践提供了妥善处理此类问题的务实范例。”

他补充道，“与此同时，透明度也至关重要。2015年至2024年间，向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提交强制性补贴通报的WTO成员比例仅为59%，且其中77%的通报存在逾期提交的情况。如果成员之间无法获取关于彼此干预措施的可靠信息，那么评估溢出效应、维护互信或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第三个动向是贸易本身已发生变化。报告谈到，人们对贸易谈判的传统印象往往停留在各方政府就边境关税进行博弈的层面。诚然，关税依然重要，但如今，越来越多的贸易相关政策是在“边境后”，即国内层面实施的。

斯泰格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全球价值链意味着，某一经济体实施的措施可能会通过生产网络波及众多其他经济体。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日益提升，数字化彻底改变了服务的交付方式，而人工智能(AI)可能会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各类环境政策，包括标准、补贴、碳定价及边境措施均可能产生跨境影响。

他表示，就国内监管开展合作，其难度本质上要高于关税谈判。第四个趋势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凸显“随着安全理由被援引至更多领域和政策工具中，一个系统性难题随之产生：在正当的安全政策与日益广泛地规避共同规则的行为之间，界限究竟何在？”斯塔格表示，“此外还存在集体行动难题。

一方为降低自身脆弱性而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加剧另一方的脆弱感，进而引发限制与报复的恶性循环。”他称，该报告并不认为可以将地缘政治竞争从贸易政策中剔除。竞争的存在并不否定合作的经济价值。

对于较小经济体而言，可预测的规则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在基于实力对比的双边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斯泰格表示，因此，报告的核心信息在于，世界贸易体系正处于关键关头，这并非因为合作不再重要，而是因为如今的合作必须在更为严苛的条件下进行，“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使该体系适应由其自身助力塑造的全球经济格局。”